难忘的巴勒斯坦之旅

今年5月以来，赴巴以两国采访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就一直被列在开罗外国记者协会的日程上。无奈巴以这两个冤家对头的领导人总是公务繁忙，先是戴维营马拉松式的会谈，后是巴黎聚首，再后来便发生了9月28日后持续至今的流血冲突……我们的采访始终没有定期。

10月底，外国记协得到巴方通知，原则上可安排阿拉法特11月1日晚接受我们采访，但以色列方面仍没答复。记协被迫决定，接受巴单方邀请，只访问巴勒斯坦，行期定在11月1日。

清晨6点，天蒙蒙亮，开罗到处静悄悄的，不见了白日的喧闹。我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开罗记者蒋生元在驻地附近的马路上叫住了一辆出租车，向东三角洲公共汽车总站开去。

我们是最早到达汽车站的记者，一个小时后其他记者才陆续到来。8时整，我们7个国家的12名记者同阿拉伯人一起乘坐的“大巴”，向距开罗近400公里的东北边界进发。

午时1时30分许，经过5个多小时的长途奔波，我们终于到达了拉法边防检查站。出示护照后，我们拿着行李走过100多米的空旷地带到了海关大厅。除了我们10多名记者外，大厅就没有几个人了，我们很快办妥出关手续，然后乘埃方提供的大轿车向几百米外的以色列检查站开去……

车开到以检查站一道门前停住，下车出示护照后，我们便拿着行李向海关大厅走去。进入以方海关检查大厅后，我们看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些20岁左右的小伙子和姑娘，多数都配带手枪，除了他们之间说话时有笑脸外，对过关的人表情严肃，吝啬地不给一丝笑容。接下来就是工作人员向过关人提问。

下午4点多我们终于出了以色列检查站。前来迎接的巴方新闻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中午12点就在检查站外等候我们了。大轿车载着我们向着自治区首府加沙驶去。汽车驶入加沙市区后天色渐黑，路障增多，汽车和行人稀少。汽车在我们下榻的克利夫饭店门前停住。下车一看并排还有几家饭店，但楼内都没有灯光，说明没有人住店。克利夫饭店共有6栋2、3层的小楼，几十间房子，饭店后面就是大海，环境还是蛮不错的，我们一行十几人便是当天的全部住馆人员。

按计划当晚阿拉法特要接受我们的采访。

上午，我们来到巴勒斯坦红新月会采访红新月会负责人、阿拉法特的弟弟法迪赫·阿拉法特。他向我们介绍了冲突以来巴方人员伤亡的情况。之后他请在巴参加救护工作的挪威外科医生马兹·吉尔伯特向我们介绍有关情况。吉尔伯特说，以军在冲突中主要使用的子弹有5种，除了橡皮子弹外，另外4种子弹是“假橡皮子弹”，其外表同一般橡皮子弹并无二致，但橡皮里面包着金属弹头，击中要害会致人死命；二是“高爆子弹”，弹中加入了某些特殊物质，杀伤力大大提高；三是“旋转子弹”，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子弹，弹体只有常规子弹的一半，进入人体的入口很小，在人体内不是通常那样直线前进，而是旋转前进，不易发现入口，更不容易很快确定在体内的位置，及时手术取出，旋转前进造成的杀伤力成倍增加；四是“开花弹”，子弹进入人体后爆炸，造成大面积损伤。吉尔伯特说，开花弹是国际公约中规定禁用的，假橡皮子弹、高爆子弹和旋转子弹也属禁用范围。

采访结束后，我们参观了设在红新月会旁边的“耶路撒冷医院”和急救站。医院尚在建设中，不具备接待条件，但由于受伤的人太多，加沙各医院已爆满，这里也安排了10多名轻伤员住院。我们看到急救站的救护车上有弹孔，墙上贴着许多该站一名被以军枪杀的汽车司机的遗像。

中午时分，我们听说加沙的群众将为1日在冲突中死去的两名青年送葬，便要求到现场采访。巴方陪同人员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大轿车载着我们向将举行葬礼的公墓开去。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普通的葬礼，参加的不只是逝者的亲属，白发苍苍的老人来了，怀抱孩子的妇女来了，小伙子来了，年轻姑娘也来了，几千人把墓地围得水泄不通！在这里，没有哭泣和悲哀，有的只是愤怒的拳头和满腔的怒火；在这里，听不到人们为逝者的祈祷，代之的是震天响的复仇口号。在这里，我们亲身体会到了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是多么的深，他们之间要真正实现和平是多么的难。同时，我们又深深地担心，巴以人民之间的拳拳相报的结果只能是给双方造成更多的痛苦，在双方的墓地中树起更多的墓碑。